港湾

    年末了，昨天看到阿辉在群里说陈老师想召集年前聚餐什么的，突然很想回上海。本来这个学期已经没有过去的计划了，年底一堆汇报总结，元旦来了做两周实验就回家过年。但就是很想回去，于是回到家翻钱包重新做预算……

    其实我半年就能回去一趟，最多半年。不管呆几天，第一天都会住在赤峰路附近，花一个下午把学校走一圈。上次去明净楼，在陈老师办公室门口站了很长时间。很希望里面有人，一敲门就可以敲开。然后我就可以像做完毕业论文那个时候一样走上前去抱抱她，说老师我回来了，我很想你。

    前一阵ET给我传了散伙饭时候yaya拍的视频。黄老师说：“希望你们到了新的岗位上……要告诉我联系方式。”我哈哈笑了，卡到这里没敢看下去。我记得那天才才一边听陈老师讲话一边擦眼睛，向楠把脸埋到小超肩膀上，MissChen稀里哗啦地掉泪。我喝得从脸红到脖子，看着大家眼睛发潮。

    我以为自己能像初中高中一样手都不挥大家散了就是散了，以后相见就相见不见略微有点怀念的。但那天这个“散了”的感觉是如此强烈。不是散到全市也不是散到全国而是散到很多国家去，就算回来也是回自己家，跟你这个同学没有半毛钱关系。有一种今天我们二十多人凑在一起吃这顿饭，也许从此往后这辈子都不会再有这么一顿饭了的感觉。于是我开始拉着谁哇哇哭。其实我很挫的。从各个方面、各个意义上都是。

    那天在微博上看到有谁拍了小顾同学的照片at楠妹，我看着笑得很欢。觉得认识你们真好。

    基本决定元旦参加聚会了。有同学在上海明年准备出国了，正好过去看看。又一个该死的要出国的人，希望他早点回来。

6月15日，清华万人食堂三楼，两位硕士和三位本科生的聚餐。

环……磕。萧语，咱俩的表情亮了。

那时我没想到，我们五个应该拉成一个圈围着桌子把脑袋磕到桌上。那样比较正宗。

05~09。

从这个角度来看，才才果然变胖了...^皿^

YGRG

      2011年的五月已经快要走完，博客里的文章却还是2010年11月21日的转贴，不免让人伤感。记得曾经每次Ygrg写完总结，总是引来大家的叽叽喳喳，我们还为博客访问量突破1000而高兴不已，后来直到如今，却又没人来了。我虽然常常来着看看，但是总提不起留点什么的兴致，只是默默希望有人能够写点什么，哪怕一点也好。没有，都没有，后来我告诉自己大家都长大了，都有了新的生活，新的港湾，这里只是一个短暂的码头罢了。又或者即使只是个码头，也其实并没有来过，又何谈离开呢。在后来，小罗说“05环科已经不在了，连陈老师看到她都不笑了”，我固执得说“怎么会，只要有我在就有05环科，我们还要Heal the world in our hand”。现在想来，这不过是我心里的环科，也许只是因为在美国太过寂寞，所以05环科可以在心里停留的久一点，也许注定哪一天，当我融入一个新的集体之后，环科于我也便成了一个码头，就像我的小学，我的初中，我的高中那样。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一天，只有时间能够给出答案。我其实从很早开始就不相信永远，但总是默默地希望着永远。朋友们，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哪里，在干什么，但我真的很想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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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了解我的人知道我很容易伤感（不知道？说明你不了解我）。了解我的人也知道我很坚强。其实我不是坚强，我只是总是习惯把感情压倒心里，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而且有时候我知道我必须坚强，否则你们怎么办啊，就像毕业散伙饭，我要不坚强了，谁送向楠回宿舍啊。

      今天是同济的生日，104岁了，很不容易。在咱们国家，超过100年还存在的真的挺不容易。能够来到同济，也许仅仅是当年高二，随便翻书，第一次看到了同济大学，脑子里闪念一项，以后不行去这吧，然后我就来了。大一的时候不分专业，你们很多人我虽然知道，但不认识。当时小罗对我真的很神秘，她一看到男生就走开了；当时觉得丁真的是好能说啊，什么时候都可以跟别人聊个不停；晓如、小超我比较熟，大一在学生会一起做事情，那个骑自行车到主校园夭折的活动还是挺让人不爽的；屈，当时在我印象里是个很喜欢目光的男生，后来院内辩论赛结束的时候专门跑过来找我聊聊，搞得我很紧张；宫猪，当时不熟，只知道跟我一样是山东过来的，后来不知道哪一天，当我又特别伤感的时候，我发现我可以跟他聊很长时间，于是我们成了兄弟；Star一开始我也不认识，只是记得她的笑声好可怕，后来有一天上完高数陈班长介绍Star给我认识的时候，我在做一道题，然后做不出，然后Star无情的做出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个人可以的；陈班长一开始就挺熟，当时在我们部做事，似乎部里只有她听我指挥，还能经常聊聊；认识Hotice也是在辩论赛的时候，当时觉得跟这个女生一组比较走运，她似乎懂得很多，她还告诉我眼镜拿眼镜布擦拭没用的，要用水洗；经盛、晖很熟，一个大厅，我和经盛还一起在晖寝学打CS，哈哈；那时烈哥的CS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基本就是烈哥带我们一般小弟跟豪岩群挑单，然后还总是坐在垃圾筐边上；当时跟Ygrg不熟，但她跟牌王一起做化学实验，每次都认真到让牌王无语，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加了QQ，每次看那时她写的文章，就变成了我对自己灵魂的一次检讨；朴，小郭姐，赵大姐那时候根本就不认识，不对，我那时候跟朴有一面之缘，踢足球的时候，又一次踢完，跑过来跟我说，环境被淘汰挺可惜的，呵呵；再就是Carol是我们那时候的班长，不过不熟，其他的就更不熟了。时间在飞跑，后来分专业，我依稀听说一开始选环科的只有两个人（有我，当然如果不只两个人的话，大概就是传差了），我那时候很高兴，哈哈，我果然不一样。后来一轮一轮的，人就多了起来，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遗憾当时被骗进来了（有没有人是因为听说去宜宾可以坐飞机所以进来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开赴宜宾。先写到这里，希望能够继续下去，今天的是我们大一时候的事情，明天写写宜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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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生日快乐，每次提到同济两个字，我就激动得不能自已。记得有一次我老板对我说，当我去中国的时候我说起我的学生是来自同济大学的，他们说这个学校很好，我就很高兴。还有一次我老板对我说，我知道你们学校的学生都是能够自己学习解决问题的，我就很自豪。哈哈，不知道明年105年校庆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聚在一起。

一场大火将以往并不怎么多灾多难的上海烧得体无完肤
11月9日消防大演练胜利的歌声还在天空中余音萦绕
声声刺耳的惨叫声就给了这和谐的场面重重的一记耳光
我是土生土长在灾难地附近的孩子
我身边的同龄人都有过在那幢楼里补课的记忆
这样的记忆虽然不算深刻
但那是生命的一部分
当大火开始燃起
当灾难的消息通过电视、网络、通讯传播到上海每个角落的时候
我们揪着心看着大火把这幢楼慢慢地蚕食怠尽
消防队员尽力了
我们知道
我们感激
但我们难过的是
这场几乎动用了有史以来上海最大规模的消防力量的救灾
所谓的尽力也就是那几根水柱不痛不痒灌溉在大楼的中部
那先进的消防直升机就是在盘旋几圈后因为火势太大而撤离
原来我们的尽力
在大火面前是那么的无力
勿论失去亲人的受难者
且看新闻中那一张张还在废墟中寻找亲人的脸孔
上海，你哭了吗？
而面对这样深深刺痛上海的灾难
我们的媒体竟然表示受灾群众情绪稳定
大楼中500户家庭哪家没有受到家破人亡的厄运
周日一家子还在其乐融融地吃饭
周一就阴阳相隔
还有那50多条至今都生死未卜却已不知所踪的生命
难道非要召告全世界
伟大的中华民族即使被满门诛尽
却仍然勤劳勇敢和谐稳定
才是符合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良好公民的革命性格吗
还有那喜欢与上海人唱反调的东方早报
隔日的头版除了在刊头打了一个火灾的标题
其余五分之四的地方居然就只放了一个手表的广告
那富丽堂皇的表面闪烁出的光芒映照得我们泪眼矍铄
您为上海人民送的钟
我们收到了
中国每时每刻都在经受着百年一遇千年一遇万年一遇的灾难
上海人民每时每刻都在为这些灾难唏嘘
也从没有对于这些灾难袖手旁观
我们仍然记得汶川大地震那捐出自家一套商品房的老教师
而当上海的老教师们受到灾难时
全国各地都传来了辛灾乐祸拍手叫好的留言
我相信这些人不是多数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同胞中会有这样的人
但我明白了为什么别人要说我们是东亚病夫
也明白了中国为什么就是一盘散沙
这一把火
把我们上海人烧聪明了
这个举办了银河系第一奥运会的国家
这个举办了宇宙第一世博会的城市
把房价烧高到4万一平
却再也压不下房价
灭不了大火
这场灾难
让我们看尽了制度的缺漏
看尽了官员的腐败
看尽了同胞的冷漠
上海人已经出离了愤怒
上海人却也空前的团结
希望那些逝去的灵魂不要再轮回到这样一个奇怪的国度
也希望活着的人
所有的上海人
将这奇迹般的城市支撑下去

上海 不哭
上海 我爱你

最新的两篇文章被blogbus认为其中含有敏感词汇，卡在待审核状态了。审核通不过的话，应该可以登陆之后查看。

同学们转帖注意些。水产横行，小心被夹。

ygrg

一个不祥的预兆终于得到应验――方舟子被打了。 Mitbbs.com

如果你知晓这个绰号叫的打假斗士的人，本不应感到太过意外。 Mitbbs.com

在人际关系大过天的中国社会，他得罪的人太多了――上到政府高级官员，名流贤达；下至社会三教九流，奇人异士。 Mitbbs.com

他能顺利存活多年，其实应该对社会唱《感恩的心》。M

此轮谋杀没什么技术含量：8月29日，刚刚录制完节目的方舟子在北京住所附近，遭到两个埋伏歹徒袭击――“其中有一个人跑出来，往我的脸上喷东西，我一开始以为是辣椒水，现在想想可能是麻醉剂，乙醚之类的，吸进去以后觉得人好像整个要晕过去了。随后我强撑往前跑，他们在后面追，要用铁锤砸我的头，没有砸到，随后他们就把铁锤扔过来，第一次没有砸中，第二次砸到我的腰了。” Mitbbs.com

旋即此事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声援者如云。

但有人肯定很高兴――开怀畅饮、一醉方休的心都有。 Mitbbs.com

不过，他们比较憋屈的一件事是：只能整日躲在见不到阳光的阴暗角落里，永远不能公开。所幸他们已经习惯黑暗。 Mitbbs.com

他们绝顶聪明、机关算尽，凌驾于法治和道德之上，侵害公共利益，践踏公众知情权，制假造假，目的――获得利益，赢得成功。 Mitbbs.com

不少这样的成功者目前仍在时代的聚光灯下表演，甚至著书立说向公众炫耀他们的辉煌。这是一个从真小人到伪君子的混账跨越，这是无知者无畏向无耻者无畏进化的荒诞逻辑。 Mitbbs.com

背后往往潜伏着一个巨大利益链条。他们是这个社会可怖的癌症。 Mitbbs.com

古人为这类人总结了一个成语――欺世盗名。庄子更深刻地指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Mitbbs.com

面对转型社会的痼疾，方舟子如同一把锐利的外科手术刀，通过精确地剖面切割，将掩藏在健全肌肤下的伤痕暴露给大家看。并乐此不疲。 Mitbbs.com

他在为自己的较真和无畏付出代价。 Mitbbs.com

有些人习惯和谐，尤喜一团和气，在身处高位，拥有着巨大既得利益的时候――也许多数人到达这样的境界，会习惯性认同潜规则，并逼迫别人接受命运的安排。面对较真的方舟子，他们惊恐之余会发出警告：做人有厚道，否则后果很严重。 Mitbbs.com

据媒体披露，从方舟子开始打假以来，除了五花八门的贬抑舆论劈头盖脸扔过来，人身恐吓也此起彼伏。在某次被跟踪入户之后，甚至连警方对此也爱莫能助，只好建议他将采集到的监控录像等信息在博客上予以公开，希望可以起一点震慑作用。2007年，又是一场无妄之灾。因打假而被告，官司败诉，妻子的账户上被静悄悄地划走4万元不说，对方还扬言要报仇。无奈之下，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借住到朋友家里。 Mitbbs.com

此次被袭发生在其揭露唐骏假文凭、李一假神仙以及陕西省高三学生孙见坤假“国学天才”之后，因而也给人们留下了无尽遐想空间。 Mitbbs.com

我个人对方舟子部分激烈言论持保留意见，但毫无保留地捍卫他存在的权利。 Mitbbs.com

方舟子是中国版堂吉诃德，在一个很荒诞的时代奇妙地登场，斗争的目标不是很明确，作战姿势不是很优美，有时清醒得像失意的先知，有时又混乱得像精神病院走失的病人。但他很执着地找寻着自己认为的公众的敌人，并不计后果地叫板。 Mitbbs.com

首先，没有证据表明他打假是为了个人私利。而且作为早期留美学子，他完全可以在异国他乡选择另外一种平静优渥的生活。只是他不甘于在学术研究中消磨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沿袭着最初的诗人浪漫主义情怀，毅然回归祖国，决定以个体的名义，戳穿各类知识精英假面具，还神圣的学术殿堂一片应有的净土。 Mitbbs.com

宛如一个当代乌托邦。纯粹而壮烈。 Mitbbs.com

由于价值和信仰的迷失，体制的行政化扭曲，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并固化，诚信制度的缺失，造假已成社会沉疴――从草根到商界再到本不可亵渎的学术殿堂，人妖共舞，人鬼莫辩，透支着公众对道德和法治的信任。Mitbbs.com

当公民获得真相的成本已经高昂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的时候，这个社会还真需要方舟子――尽管他的点射只能使个别造假者无所遁形，但却是对阻碍社会进步的强悍黑恶势力的震慑，让他们有所忌惮。 Mitbbs.com

更重要的是，他会推动更多人以正义和良知的名义，不抛弃，不放弃，形成可贵的合力，驱动制度的改良，形成更有效的社会监督，使那些玩弄大家善良、践踏公众利益的人最终面对“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法治治理利剑。 Mitb但愿这个社会不是风车。 Mitbbs.com

几乎在方舟子遇袭的同一时间，四个记者在伊春空难现场经历了从被扣留到接受道歉的戏剧性一幕。Mitbbs.com

本故事千真万确，如有雷同纯属巧合。Mitb

法律精英的命运与法治的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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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


　　本文是南方周末《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他们被忽视的代价》、《我们在传承》三篇文章的集录，个别文字有变动。作者为记者万静波 吴晨光 谢春雷 


　　 
　　被遗忘３０年的法律精英 
　　 
　　一群老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足以让我们警惕：有些忽略，会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 
　　 
　　一本词典引出一群老人 
　　 
　　这是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460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4.5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
　　 
　　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终于接近了尾声。
　　 
　　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这本书后面，有一群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老人。 
　　 
　　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一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木丹，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 
　　卢峻，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 
　　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 
　　蔡晋，东吴大学1933年法学士； 
　　许之森，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 
　　卢绳祖，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 
　　徐开墅，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士；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 
　　郭念祖，东吴大学1946年法学士； 
　　陈忠诚，东吴大学1947年法学士； 
　　周承文，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 
　　高文彬，东吴大学1945年法学士； 
　　……这行名单还可以开列很长，他们几乎全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 
　　 
　　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
　　 
　　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
　　 
　　然而，这些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1949年后，他们中留在大陆的，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改犯 ———对师生而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期间，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 ———东吴法学院》，第293页，康雅信著）
　　 
　　这些卓有学识的才智之士，他们后半生是怎样的？他们以及家人怎么度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他们的晚年 
　　 
　　由于编撰词典的缘故，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访这些老人。 
　　 
　　周木丹，年过九旬，被当今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1929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1949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5个中国人之一。不久前，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家，而周木丹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学大家，薛波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上海南昌路282号，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
　　 
　　周木丹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钱家当。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木丹度过20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木丹进入安徽大学。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没有房子，周木丹只得回到上海。 
　　 
　　现在，周木丹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
　　 
　　在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家里，惟一的电器是部巴掌大的电扇，12元钱买的。90多岁的卢峻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蜷缩在被子里。有病了，不敢去医院，也吃不起药。谁能想到，这位早已卧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
　　 
　　面对另一位1944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的老人时，薛波发现：他上衣的五个扣子，竟然都不一样。 
　　 
　　也许，1930年代曾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1957年后执教于上海向阳中学的蔡晋先生，是晚景最为凄凉的一个。他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一个小房间，竹屏风后面，一张床板，很薄的被子，这就是他的卧室，里屋住孙子和孙媳妇。一个破旧奶粉罐，装着蔡晋的全部“贵重”物品。 
　　 
　　病重后的蔡晋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负责人为其疏通，是难以入住的。即便这样，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里。
　　 
　　弥留之际，薛波去医院看他，目睹了难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护工的休息处。
　　 
　　当《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蔡晋溘然长逝。陪伴蔡先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东吴大学法学士证书之外，还有他亲自审订的《英美法词典》稿件，49页，轻轻地放入他的灵柩内。
　　 
　　被改变的命运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访了数十位东吴学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过去。 
　　 
　　盛振为，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教务长及后来的法学院长，曾著有《证据法学》、《英美法的审判制》等。后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处在甘肃劳改10年，后因宋庆龄说情，6年后才被释放。到了1980年代，平反。 
　　 
　　高文彬，81岁，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了证据，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犯送上绞架。1952年后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1980年代初获得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他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最后他没要。 
　　 
　　俞伟奕，日寇侵占上海期间，他埋头治学，继续攻读获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从事律师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后，因有参加东京审判的同学留在日本美军基地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斗，一度连生命都无法保全。
　　 
　　周承文，1969年后回老家湖州乡下做村文书。1980年代末，被聘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书，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写的英文，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曾长期住在团结户里，共用厨房卫生间，每间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学博士，在街道副食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学任教。 
　　 
　　徐开墅，抗战后的东吴大学教授，1979年后，他以上海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人员身份，为上海的法制重建殚精竭虑。1999年去世时，一些人才知道———他当了30年的中学教师。 
　　 
　　“他们是无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国政法大学那间小小的词典编辑部里，《君主论》等名著的中译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他今年81岁了，也是东吴大学毕业生中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他因接触苏联法律较早，幸而躲过了那场灾难。 
　　 
　　潘先生谈到动情处，他甚至落泪了，为他那些受难的师长和系友。

　　他们被忽视的代价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但这些东吴遗老平均年龄已逾70。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30年后，我国在这方面后继乏人。今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先生深为忧虑。
　　 
　　“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1993年，薛波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某天在查资料时，他和同学突然发现：国内居然没有一本适用的英汉《英美法词典》。
　　 
　　这实际上击中了一个要害：我国当代的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英美法，是与大陆法并行世界的两大法系之一。”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说，“它被广泛应用于美、英及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目前，联合国国际法院运用的司法程序依据英美法；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同样依照英美法。”“正因中国没有英美法词典，我们误译了很多东西。”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完备权威的英汉法律词典的重要性：Asylum———政治庇护权———一个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却被我们译成居留权，而且写进宪法，一错30年，从1954年－1975年－1978年最后到1982年，三次修宪，错译均没有被发现。到1985年修宪时才得以改正。
　　 
　　据介绍，中美入世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与双方是用两种概念说话有很大关系。而在实践中，因没有严谨的英美法律词汇汉语对译词导致的教训，同样不在少数。 
　　 
　　1990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件事，国内某银行给美国方面开了十几张汇票，因具名问题，美方最多可以领取100亿美金。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国律师在哪里？最后，高宗泽律师（时任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临危出征，最终不辱使命，为中方挽回了损失。但办案经费也高达人民币九位数。
　　 
　　薛波们的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词典该怎么编？谁也没经验，就摸着石头过河。最初，在中国政法大学某间宿舍内，从早上8时到深夜，几十名年轻的法学者奋战了两年，一些初步成果，终于辛辛苦苦做了出来，但拿给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学养的前辈学者们一看———几乎都过不了关。
　　 
　　这不是他们的个人问题，在把英美法教育传统人为割断几十年后，要想重新接上这条法律文化的血脉，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从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一批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前辈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适的审稿人找到了！ 
　　 
　　严谨和精神的力量 
　　 
　　5年过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拜望老人们的情景：在卢峻先生那间小屋中，卢先生颤巍巍地坐起来，斜靠在破旧的藤椅上，薛波说：“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会忘了您，现在也确确实实忘了您。”老人的听力已严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边说，“但您不仅有精深的学问，您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请您务必要参加我们的工作。” 
　　 
　　风烛残年的老人静静地听着，浑浊的泪水从眼眶中流出，“我答应你。” 
　　 
　　在华东一带，薛波共找到了14位老者参与《英美法词典》的编辑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许之森（1930年代上海律师工会监事，解放后一直以中学教师为业）、蒋一平（1979年前为新华书店店员，1980年代后成为华东理工大学外语系主任）…… 
　　 
　　审稿老人的平均年龄为84岁，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奉献。 
　　 
　　老人们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投入了工作。一个例子被薛波们引作范例：仅为了审订一个词条———UnitedStatesofAmericaLaw（美国法），卢绳祖先生就为其写下了2000多字、长达6页纸的注释。结果，近90岁高龄的老人得了脑痉挛，被送进医院。 
　　 
　　周木丹先生的手高度颤抖，已无法将字写清。他便委托80多岁的夫人———1930年代的经济学学士，将改正后的稿件一一誊抄。
　　 
　　为了校订一个词条，卢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请到家里商榷，当着薛波的面，两位老人竟然激烈地争执起来。 
　　 
　　王毓骅先生目力已衰，必须借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没有阳台，每次看稿，都必须往8里外的女儿家。 
　　 
　　而潘汉典先生在手术前的48小时，仍挂着尿袋审稿。 
　　 
　　是什么使得这些耄耋老者不计功利地投入到这项事业？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词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罢，都已是“寂寥身后事”，即使可能会有的现世声名，也与他们无干。 
　　 
　　“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我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中国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 
　　 
　　潘先生母亲在抗战中家破人亡，去世时，留给了他两句话：“你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仗义执言，无愧于你父母的中国人。” 
　　 
　　潘先生以促进我国法学和法制建设现代化为目的，致力于介绍当代外国法学，投身英美法词典工作即其一端。他说：“其他，我没什么好说的。” 
　　 
　　几乎没人要求署名 
　　 
　　留给薛波的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他多次向记者提起老人们在上海第一次开会的情景，那是1997年，十几个东吴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个小会议室里，5月的上海已经很热了，会议室没空调，房间闷得要命，老人们却讨论得很热烈。会后，薛波要找一家好点的饭馆吃饭，老人们死活不答应，“很好了，很好了”，每个人都这么说，最后进了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饭，10块钱，老人们却吃得很香。 
　　 
　　几乎没有人要求署名，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一定会是一项青史留名的事业，“千万不要署名，我年轻时就这样。”潘汉典先生和薛波去看望卢峻先生时，卢先生拉着两人的手多次叮嘱，不仅如此，就连600元审稿费卢先生都捐给了编辑部。 
　　 
　　他们铭记着东吴大学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谁来承认他们的价值 
　　 
　　在近30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几乎每位老人的心灵都受到深深的伤害。 
　　 
　　除了宝贵的时光，被剥夺的，还有他们的才华和智慧。学者以学和思为业，然而他们却被迫停止学习和思考了近30年。薛波曾多次到过每位老人的家，几乎每个老人家里都看不到书，那时是不敢有，现在则是没钱买。审稿时有时为一个词甚至要去开架书店查阅。“并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说服了他们，而是他们的生命被埋没太久了，他们已经感到，自己的才学将随着身体的衰退而丧失，他们无法拒绝生命的召唤！” 
　　 
　　老人们的奉献，唱响了一曲生命的赞歌。“他们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需要荣誉、尊严和承认。”薛波说，“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努力工作，是在响应他们内心深处的悸动。” 
　　 
　　卢峻先生去世后，在葬礼上，他女儿再三向薛波致谢：“谢谢你们，我父亲一生的价值，通过你们得到了承认！” 
　　 
　　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蔡晋先生，“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非常高兴，他脸上浮现出一种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说话，他看着我的眼神，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学，奉献于社会，很高兴他的存在对他人有价值。” 
　　 
　　可是，几乎没人关注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薛波曾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西装革履，面目清秀，一个曾经的翩翩英俊少年。谁能想到他的晚景竟如此凄凉。 
　　 
　　不是所有东吴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请。一位耶鲁大学法学硕士、1941年就拿到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绝：“我一只眼失明，不能看了，而且这么多年不搞法律。” 
　　 
　　薛波也遇到了一些他难以理解的现象。一位东吴老人把自己的专业知识，甚至遭受的苦难，全都忘得干干净净，薛波说：“她越平静，越不反省，我越觉得我们的可怜，是什么力量能使得一个人彻底转向，把过去生活的所有痕迹都抹掉，一点也不剩下？” 
　　 
　　受牵连的除了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 
　　 
　　蔡晋先生的四个子女，除了一个在上海，其余都在新疆、贵州等地，具体情况薛波没有问过，可以想象的是，作为“旧法统人员”子女，他们的命运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薛波有次看望一位老先生时，老先生孙女正好在场，她很不高兴，“你们来找我爷爷，要是他累病了，谁来照顾？”“是啊！”薛波也这么想，“来寻求老先生帮助，又没钱给，完了拍屁股走人，真是累病了，我们能干嘛？” 
　　 
　　卢峻先生有三个孩子，女儿是音乐学院的教授，退休快10年了，一直伺候父亲，一天都不能离去，“我还是个搞艺术的”，私下里她对薛波委屈地说。薛波想了很久，然后回答说：“您这是在为国家尽责。”眼泪刷一下就流了出来，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 
　　 
　　遗憾和担忧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英美法教育一直受到冷落，直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早在1957年，哈佛博士、东吴大学法学院末期院长杨兆龙就在《文汇报》刊文指出：“过分强调法律的政治性而基本忽视了它的专门性和科学性；将党外的‘ 旧法出身’的人士估计得很低，认为他们不可能或者很难改造为对新社会有用的法学人才；不信任党外的法学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们。” 
　　 
　　而随着1952年东吴大学被撤销，英美法教育在中国大陆被迫中断了。 
　　 
　　让人痛惜的是图书馆，早在1935年底，东吴法学院图书馆已拥有法律类图书达两万多册，被称誉为“远东最佳法学图书馆之一”。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图书也被师生们转移隐藏起来，但在1952年后，该图书馆遭到了破坏。那些图书再也没有完整地收集起来。 
　　 
　　到了198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1990年代香港原有英文成文法的审查，就全部由这些东吴遗老完成。他们平均年龄已逾80。 
　　 
　　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30年后，我国这方面的人才后继乏人。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以及他的东吴同班同学李浩培先生都有这种顾虑，1984年，倪先生往海牙国际法院就职时年已79岁，1993年，李浩培就职时更达到了88岁高龄，离任时已届91岁。 

　　 
　　“我们在传承” 
　　 
　　作为《英美法词典》的主事者，薛波已在中国政法大学3号楼323房内度过了近10个年头，这个十余平方米的房间，既是编辑部、办公室，又是会议厅和接待间，很多时候还是薛波的卧房。人说“十年磨一剑”，但十年都快过去了，词典还没有出版。
　　 
　　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薛波经历了几乎所有能想象到的以及想象不到的困难。 
　　 
　　没有钱，且不谈稿费，仅是买必需的国外原版书就用了几十万。最缺钱时，电话都打不起了。他曾满世界地寻找援助，从国内的若干科研机构、律师楼、大小公司，到国外的基金会、富商，为了省下邮资费，连寄往国外的信件，都要由朋友带出国后再寄。 
　　 
　　这是项艰辛而琐碎的事业。他一人几乎身兼了所有必须的“职务”，如果那也是职务的话，从策划，主编，到总联络人、债务人、办公室秘书、会计、资料复印员、电话接线生、值班人、运输司机———仅为了把初稿带到上海给东吴老人们审校，薛波数十次往返于京沪之间。5年来，光装送稿件的旅行箱，就拖坏了好几个。 
　　 
　　最让参与者们感慨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的浮躁，以及对基础研究的漠视。现任教于中国农业大学的车雷讲师参与此工作6年，他认为：“这样一项耗时多年的工程，付出与回报是严重失调的。而当今有些领导更喜欢短、平、快地出政绩。同样，时下也没有一位当红学者愿花如此精力去当词典的主编。工作太基础了，评定职称没用，甚至不算学术著作。”
　　 
　　与此相应的是奇低的稿费标准。现在连普通的汉译英稿费，都已达到了千字200－300元，法律类理应更高，而这本词典仍只有千字20元。全书460万字，数百名一流法学者的8年心血，只抵得上22万元稿费。 

　　同样还有某些官方机构和官员对文化事业的冷漠。在近10年的时间里，这个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基础文化建设项目，没有得到任何官方资助。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曾多次亲笔写信请求有关部门支持，但结果往往是这样：“我们的经费有限，如果给了钱，很多关系不好协调。” 
　　 
　　由于严谨的审订工作的需要，词典的出版周期一次次往后拖，然而，一位大学副校长居然说：“什么书要编7年？”这位副校长不知道，除了日本的《英美法词典》外，美国由梅隆基金会赞助，密歇根大学组织编撰的《中古英语词典》，用了70年时间，耗资2200万美元才出版完成。出版后，那些长期生活在中古时代语境中的法学者们，几乎已无法适应现代生活。 
　　 
　　关山重重。要换了一个人，也许早就放弃了。但在薛波看来，这些困难都算不了什么，“是我们自己要承担的”，“和东吴老人相比，我已经很好了，我还有精神享受。” 
　　 
　　这些年下来，薛波39岁了，仍孑然一身，个人已负债40万元。 
　　 
　　支撑他这么做的到底是什么？ 
　　 
　　他自己的说法是：“这是命运，一个人只能做他要做的事。” 
　　 
　　当年一起共事的伙伴们早已星流云散，各奔东西，只有他还在坚持着自己最初的抉择。当年有同事突然要出国了，根本没想在走前请大家聚一下，当着大家的面，薛波痛哭失声，他觉得：“友谊、理想仿佛一下被背叛了！” 
　　 
　　薛波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巨大难度，尽管有些悲观，有些灰调，但一旦认准了目标，就决不放弃。他曾想编完词典后，就出国去，但后来他想，“干嘛要出去？” 
　　 
　　薛波是幸运的，他不仅找到了东吴老人，还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师友，他们是：黄风、方流芳、何家弘、朱勇、金海军……这样的名字同样有长长一串。 
　　 
　　“要是有了钱，一定要替老人们在上海买个好点的房子。”这是薛波的愿望，但直到现在，老人们的审稿费用都还欠着。

我承认我是是无聊透顶才去google同济杨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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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亦旁听 同济大学“女性课程”扩班

并不为“找个好丈夫”

    “女生学插花、编织等手工课，是不是为了将来嫁个好丈夫、当个好主妇？”这样的质疑，大一女生杨蓉事先也听到过，可她还是坚决地报了名。她的想法是，中学时代都是男生女生一起培养，没有差别，现在应该增强女性修养，提高综合素质，让自己更有竞争力。

    “上世纪90年代，女大学生更多强调和男生没有差别；而新世纪，女大学生越来越希望发挥女性的特色。”徐红认为，当今的女大学生更自尊、自信、自立，希望大学四年期间，除了专业出色，也能提升女性素养，“这些课程让女大学生认识到女性是什么，思考女性应该怎样，增强对自己女性角色的知觉，从而肩负起时代赋予女性的责任。”

    同济大学女子学院的毕业生，有的出国留学，有的继续攻读研究生，有的创业，也有的就职于知名企业。从女子学院走出的武妤同学，道出了许多女生的感受：“我发觉同学和自己都在改变，把从前‘找个好丈夫’的想法变成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也有女大学生坦言，大学四年很多女生都非常优秀，但就业时却要比男生面对更多障碍，这让她们困惑。为此，同济女性课程班安排学生每学期参加一个女性素质提升培训项目，到大三时则安排参加“企划管理（主管）岗位资格培训”和“女性创业培训”，合格者可获“高层次女性专业人才培训证书”，并获就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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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呢，虽然看着有点欣慰，但是好囧……

副标题“并不为‘找个好丈夫’”，怎么如此正确的话写出来就如此奇怪呢！（掀桌）

俺对竞争力没兴趣，所以那位同学不是我啊不是我，TAT

杨蓉同学= =

RT

同志们最近都在忙什么呢？大多数都考完试了吧？我这儿才刚要进入期末状态呢。大家寒假快乐啊。

姚瓜